摘要：三總聲明全文如下： 針對媒體報導「三總員工疑涉私吞口罩轉賣」、「業者涉嫌偽投保詐三總」等情，本院今（19）日說明如後： 一、士林地檢署於本日上午針對本院106-109年間辦理「照顧服務員暨護理佐理員勞務外包」採購案，及防疫口罩發放對象(領用)相關文件實施調卷及搜索，本院將全力配合檢調調查。 ...
紐約市立大學柏魯肯分校（Baruch College）的古巴專家亨肯（Ted Henken）表示，古巴政府對此非常謹慎，他們很清楚經濟自由的下一步就是政治自由、失去專制控制。
我們可能會因意外事故或非預期的疾病驟逝。等到她去世，並且得要找出那些文件時，家人仍感到驚訝和哀傷。
我們此時較有餘裕思考自己的離世，我們已較有準備，去做關乎自身的一些實際規劃。以我們的文化來說，他們那一輩很多人都是如此。從法律層面看，詳盡的資料對遺產管理的幫助不可小覷。預先規劃會讓那些為我們處理身後事的人輕鬆一點。有些人不在乎這點，但其他很多人會寧可他們走後，能讓留下的家人親友日子過得輕鬆些，而非更煩亂。
留下一團混亂，會被視為我們的遺物兼遺害的一部分。不過如此態度可能會製造問題。然後「革新保台派」內部又因為對主張「本土化」，甚至「去中國化」的首任國民黨本省籍黨主席李登輝存在看法上的差異而爆發分裂。
他們與左派還有獨派的最大差別，只是在於他們不認為台灣的改革需要在推翻中華民國體制的條件下才能進行。到底什麼是「理念派」？什麼是「選舉派」？新黨又是怎麼樣在「郁慕明集團」帶領下走上沒落？新黨又是如何從一個集合左右兩派精英的自由主義政黨，搖身一變成為極右翼大中華主義政黨，立場從本來的捍衛中華民國搖身一變成為支持「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甚至到了最後公開擁抱武力統一，並徹底遭到台灣人民唾棄？就讓筆者在這裡向各位娓娓道來。在新國民黨聯線的少壯派們因討厭李登輝而離開國民黨後，這些反對台獨的老黨外同樣因為在民進黨裡面找不到認同，與民進黨分道揚鑣成立了勞動黨、工黨以及中華社會民主黨等統派政黨。保釣右派人士包括有外省第二代也有光復後出生的本省人，多數來自軍公教家庭的他們未必都在威權時代享有大富大貴的生活，不過他們都是在政府的照顧下長大，因此對中國國民黨有相當程度的死忠。
反倒是黨外人士裡面，除了台獨的主張者外，也還有許多是支持兩岸對等協商統一的自由主義者，甚至於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的「紅色統派」。「革新保台派」認為台灣既然失去了聯合國席位與美國的外交承認，想要繼續存在的正當性取決於中華民國能否提供給全體中國人一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合適的政治制度。
關於郁慕明是什麼樣的人，過去關鍵評論網有兩篇文章《郁慕明現身過去整肅對象的追思會，是一種對北京中央的交心》以及《保釣運動50周年：為什麼現在台灣的保釣人士，比香港人更熱愛中共？》寫得滿好的。「革新保台派」因為捍衛中華民國，主張台灣與大陸的「主權連結」，於是在解嚴後又成為了反台獨的先鋒。雖然自2011年以來，我已經因為新黨立場越來越偏向中共的關係而與該黨保持距離，但還是可以過來人的身份在這裡提出一些個人的觀察。不要看當今新黨是一個黨員不足1000人，只剩下潘懷宗、李慶元與侯漢廷三位台北市議員公職的小黨。
其表現就連今天柯文哲領導的台灣民眾黨，看了恐怕也是望塵莫及。因為趙少康就在經國先生去世後，一度跳出來反對黨內保守派把蔣夫人宋美齡迎回台灣繼續領導國家，顯見新黨在本質上是樂見「蔣家王朝」走入歷史的。追求兩岸和解確實是今日國民黨的一大政策主張，但是在蔣中正與蔣經國執政的時代，國民黨的主張卻是中國必須統一在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的體系之下，並採取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完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叛亂團體看待。郁慕明在4月12日率領王炳忠、林明正、蘇恆與楊世光等全委會委員召開記者會砲轟黨中央，雖然最後沒有公開退黨，但卻退回了榮譽主席職務，表明他們「理念派」與以吳成典為代表的「選舉派」就此分道揚鑣。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延續自黨外運動的兩岸和解思維 還有另外一個主張可以彰顯新黨與老國民黨的差異，就是新黨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公開跳出來提倡兩岸和解的政黨。於是保釣右派變成了「革新保台」派，希望能在維持中華民國政府體制的前提下推動台灣的民主化。
以趙少康、郁慕明、王建煊、李慶華、李勝峰、周荃還有陳葵淼為代表的新國民黨連線「少壯派」宣佈脫離國民黨，成為新黨的創黨黨員。文：曾經支持新黨的選民 最近新黨內部又引爆內鬥，原因是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先生抱怨現任黨主席吳成典先生「不夠統」，還「接納反共分子及台獨人士」李慶元重回新黨。
反對台獨與反對李登輝的共同信念，讓立場偏右的新黨和極左派的勞動黨結成同盟。為什麼一個曾經形象清新，致力於捍衛中華民國與打擊黑金的政黨，會淪落到今天這樣的下場？ 其實這與郁慕明2002年成為「萬年黨主席」以來的歷史，有密切的關係。隨後由朱高正創立，致力於推動中國走向邦聯主義的中華社會民主黨併入新黨，讓新黨的傳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色彩大幅降低，轉而主張兩岸統一在一個由雙方協商共同建立的「新中國」之下，既非中華民國也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他們卻絕非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國民黨內的「保守派」或者「保皇派」。相反的，他們多認為只要把「萬年立委」或者「萬年國大」等不合理的制度改革掉，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可以發光發熱。只是經歷了民權運動、反戰運動還有保釣運動的洗禮，保釣右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認戒嚴體制下的台灣存在許多結構性的問題
日本與德國的相關修法，可以給台灣什麼借鏡？ 《詩經》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去年12月就發生台北101櫃員遭陌生男子持續監看，該男供稱原因竟是「腦子裡有很多聲音」，足見糾纏不全然與感情有關，日本統計也顯示出於戀愛的纏擾只占該種行為的六成。
第三，對被害人的保障應擴大到家人、朋友等親近人士，並且參照日本法中警告令及我國家暴事件緊急保護令的規定，賦予檢警於情況急迫時向法院聲請或自行核發類似命令，要求行為人遠離被害人或停止騷擾行為之權限，以收防患未然之效。無獨有偶，長榮大學外籍生命案的兇嫌也曾跟蹤其他學生，兩案嫌犯在案發前都已出現跟蹤行為，然而現行法律對於跟追行為約束力不足，不僅難以嚇阻加害人，也讓被害人被迫生活在日復一日的恐懼之中。
簡言之，就算被處罰鍰，若行為人對被害人有潛藏的更高犯意，可能根本還沒到繳交期限，行為人就已經實現犯意了。同樣受到騷擾事件困擾的日本社會，在1999年桶川車站殺人事件後隔年火速通過《反跟蹤狂法》（ストーカー規制法，又稱《纏擾防治法》），將纏擾行為分別就動機與態樣做出界定，動機部分限於「對於抱持戀愛感情之特定對象示其愛意，但得不到回應而心生怨恨，於是對對方及其配偶、直系或同居之親屬或其他與被害人關係親密之特定人士」。
另一更具靈活性的做法是用採空白刑法形式進行立法，在法條僅作概括性定義，再將詳細的騷擾行為列舉在授權命令中，以防修法時易受國會杯葛延宕，行為態樣也可隨社會通念的演變做更即時修改。第二，觀諸日、德法條文字，可以發現糾纏行為十分多樣，且會隨科技發展，導致立法時容易掛一漏萬，也造成我國實務難以對騷擾行為做出具體定義。由此可見，立法時不應只將動機侷限於情感方面，否則又將落入家暴法或《性騷擾防治法》的桎梏，採用「無法律上正當原因」做為動機界定或許是能擴大保護範圍並兼顧實務需要的較佳做法。Photo Credit: 中央社 經由我國、日本與德國的相關法律及解釋比較，未來在反騷擾立法上，應該注意的有三點： 首先，是糾纏行為的動機。
」跟蹤騷擾並非台灣社會的特有問題，在為跟追定義煩惱之際，外國立法的例子或許可以給我們帶來啟發。暫且不論3000元是否能對行為人產生足夠的嚇阻力，由於罰鍰繳交訂有相當期限，在具急迫性的案例中，這項處罰根本形同虛設。
行為態樣，則羅列了從常見的埋伏、監視到撥打無聲電話、寄送污物等八種不同方式。事實上，除了感情因素，舉凡惡意騷擾、被害妄想，甚至是狗仔偷拍、檢警偵查，都有可能出現跟蹤、監視等行為。
台灣目前的法律對「跟蹤騷擾」如何處罰？為何遲遲不修改？ 對於持續跟蹤騷擾他人的行為人，若不能證明程度已達性騷擾，目前只能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處3000元罰鍰。文：鄞楷謙（立法委員蔡壁如國會高雄辦公室主任） 屏東通訊行員工遇不幸遇害案件震驚社會，事後發現犯嫌案發前即多次跟蹤騷擾被害人。
日本立法例偏重關注源於情感挫敗的騷擾，我國及德國法律則未特別強調。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 達志影像 長期的跟蹤、騷擾與監視不僅嚴重干擾被害人心理精神，影響生活起居及工作狀態，更可能是暴力事件的徵兆，無論對於個人安全、生心理健康、生存權以致隱私權都是莫大威脅。誠然，鑒於行為動機與態樣的多變，要替跟蹤或糾纏建構清楚的要件實屬不易，但這不該成為立法延宕的藉口，因為在得到法律保護之前，仍有數千位民眾時時刻刻生活在擔驚受怕之中。除了應報性的刑罰，立法機關也可審酌行為動機，將教育甚至心理治療納入騷擾事件的處置措施，協助行為人重新建立正確人際交往觀念。
有兩個方法可解決此困難，第一是滾動式修法，亦即就當前較普遍的騷擾行為先為規範，日後再隨社會發展逐步修正，然而此法容易受議事效率影響，未來或將埋沒在政黨惡鬥的硝煙中。情況緊急時，帶有違反刑責的保護令具有比罰鍰更高的嚇阻力，然而當前保護令只有家暴案件才能申請，大部分騷擾案件的加害人與被害人非親非故，不可能構成家庭暴力，也因此形成法治空窗。
保護國民免於恐懼是國家的基本職責，立法院應負起責任，盡快替司法部門建立法制基礎，以維護人民安心生活的權利。面對社會呼籲立法的聲浪，內政部與部分立委雖提出草案，卻也表示要在法律上明確界定「跟追糾纏」有其困難之處。
就當前實務而言，《社維法》認定的跟追是「被他人持續接近或即時掌握行蹤，而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私密領域或資料自主受到超過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侵擾」，只列舉出「持續接近」與「即時掌握行蹤」兩種抽象行為除了應報性的刑罰，立法機關也可審酌行為動機，將教育甚至心理治療納入騷擾事件的處置措施，協助行為人重新建立正確人際交往觀念。
